犯罪現場的一切,甚至空氣、光、聲音、氣味……都是有跡可循的。
刑事技術讓它們無處藏身。
刑事技術是公安工作重要的組成部分,40年彈指一揮間,在與刑事犯罪的較量中,浙江刑事技術的革新腳步從未停止過。
去年,浙江警方在全國公安系統視頻比對、指紋比對、DNA比對三大會戰中,獲兩項第一。
1.現場勘查箱
從老三樣到百寶箱
刑事案件現場勘查,是非常專業的技術活,也是又苦又累的體力活。
老一輩的刑偵專家常說:“現場勘查要蹲下來、趴下去”,講的就是勘查員在現場的工作狀態。
技術員要背著勘查箱去現場,這個勘查箱就像是百寶箱一樣,有各種提取現場物證的工具和“高精尖”裝備。
以前,勘查員去現場勘查時,勘查箱里放的老三樣是:放大鏡、化學試劑和一個手電筒。
原舟山市公安局刑偵支隊政委徐海濱,曾獲得公安部“指紋專家”、浙江省“偵查行家”等榮譽稱號,是個干了40年的老刑警了。
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,徐海濱他們出門辦案“靠雙腿和雙輪”,雙輪就是自行車。
舟山地區海島眾多,所以,船是他們辦案的重要交通工具,“當時渡船的班次特別少,但我們又要及時趕到現場”,當年,警方會臨時調派碼頭的捕魚船,甚至向部隊借炮艇去現場。當時還叫舟山地區公安處,有幾輛吉普車和摩托車,只有在大案要案的時候才會使用。
當年,徐海濱勘查箱里的手電筒,比其他民警的要高級一點,“一般民警配的是兩節電池的,我們需要仔細觀察現場,所以我們的是三節電池的手電筒,是比較豪華的裝備了”。
但普通手電筒的燈光并不能滿足現場勘查的需要,“很多痕跡在普通光線照射下是沒法顯現出來的”。
上世紀90年代初,紫外線觀察燈和多波段光源出現了,但這些燈光設備的電源是電箱,當時還沒有鋰電池這類,光一個電箱就有十五六斤重,攜帶起來非常不方便。
現在,裝進勘查箱里的“寶貝”琳瑯滿目:便攜式紅外線夜視儀、金屬探測器、足跡掃描儀、便攜式熏顯系統……瓶瓶罐罐的各種粉末顯示劑、放大鏡、指南針、尺子、鑷子、分規、多用刀、組合旋具、玻璃刀、物證袋……現場照明用的設備也多,勘查燈、防水防爆的探照搜索燈、多波段光源……
這還是一般“標配”,勘查箱大約重20斤左右,要是再多一點,要近30斤,往往勘查員左右手各拎著一只箱子到現場。
重是比以前重,好在“現在交通方便,村道、鄉道車子都可以進,所以也很方便”,老刑偵專家韓崇德從1973年入行成為一名痕跡檢驗技術員開始,到現在,已經勘查了45年的現場痕跡了。
2.解剖室
新的解剖室投入1700多萬
現場,痕檢技術員的好搭檔是:法醫、刑事照相。
以前,法醫出現場,身上背著一個20多斤的大箱子,里面裝著大大小小的器械。
當時,很多地方沒有專門的解剖室,命案一發,法醫在現場解剖,痕檢技術員就給搭檔“打下手”,幫著遞器械。
現在,各地都有了專門的解剖室,如寧波市公安局刑偵支隊的解剖室投入高達1700多萬元。寧波刑偵支隊刑事技術大隊大隊長龐宏兵做法醫20多年了,這是在他手上建起的“第三代”解剖室。
“最早的解剖室,其實就是一張解剖臺,第二代解剖室有了房間,也有臺子,但通風不好”,到了“第三代”,有7張解剖臺,還有一張移動解剖臺,用的“柳葉刀”是“雙立人”……
一般,一個地市級的解剖室有三張解剖臺,為什么要這么多解剖臺呢?
“避免撞車”,他說,因為解剖室都設在殯儀館,殯儀館一般都在郊區,所以主城區的刑偵大隊也和他們一起共用解剖室。
現在,刑偵法醫一般情況下,不用隨身帶“柳葉刀”了,勘查箱也輕了,約有七八斤重的箱子里裝著物證袋、試管、鑷子、鋼卷尺、一次性解剖服、手套……
3.物證袋
以前用塑料袋裝
物證袋,也在“變身”。“上世紀70年代,我剛進來的時候,我們使用紙盒、紙袋什么的”,韓崇德說,當時,只要是能裝東西的,都可以成為物證袋。有時,因為物證有點潮濕,“紙袋會滲水,會破掉”。
到上世紀80年代,物證袋變成了塑料袋,到上世紀90年代,有了“密封真空的,上面可以寫一些案件信息”的專用物證袋。
現場的刑事照相技術員,有點像攝影師,他們的重要裝備是相機,但與攝影師不同的是,他們要“拍攝看不見的東西”。
手里的家伙從最早的海鷗、雅西卡120……到現在,佳能數碼相機是標配。當年的照相技術員現場拍完照,回到單位要去“暗房”沖照片,現在他們可以“立等可取”。
他們背著的勘查箱里,還有照相專用的光源、紫外紅外照相機、多功能攝影儀、攝像機、攝影儀、便攜式非線性視頻編輯器……“現在,有了PS技術后,移動暗房都用不上了,現場就可以處理圖片”,全國有名的刑事照相技術專家、杭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技術大隊副大隊長汪旭峰說。
現在,刑事照相技術員還是視頻偵查員,他們要背著筆記本和硬盤,一到現場,就去看周邊有多少個監控探頭,當場調監控,看監控……
4.指紋
浙江指紋庫 有幾千萬份指紋信息
指紋是我們的“人體身份證”,像歷經22年之久的“浙江第一懸案”的告破,關鍵證據之一就是當年的一枚指紋線索。
指紋,在刑警眼里,是“證據之王”之一。
現在,浙江警方已初步建成一個龐大的現場勘查信息系統,就像去年戰勝人類棋手的人工智能阿爾法狗。后者的“腦子”里存下了上萬億份棋譜,任憑你出什么招,它都能馬上開動“記憶”想出應對之策。
但在沒有現場勘查信息系統之前,所謂“指紋比對”,就是技術員一張張卡片看過來看過去。
68歲的韓崇德,從警42年,浙江省公安廳刑偵總隊痕檢專家高級工程師,曾連續三屆擔任省公安廳刑偵專家,參與過省內幾百起重大刑事案件的偵破工作,痕跡檢驗鑒定上千起。曾參與破獲的大案有1994年千島湖殺人焚船案、2002年富陽620一家六口被殺案、2002年余杭王軍槍案、“浙江第一懸案”、寧波紹興系列持槍搶劫殺人案、2017年天臺汗蒸房火災等。
據他回憶,當時,他們將指紋做成一張張一只手大的小卡片,再把卡片整合起來做成冊子,保存在“指紋庫”中。
他要比對指紋,就要跑到“指紋庫”,一張張翻來覆去地看,“一邊看小卡片,一邊和邊上的那些冊子比對”。
那些冊子,就是如今“指紋庫”的“鼻祖”。
長年累月的翻找,很多“指紋冊”上的油墨都褪色了,指紋的差別就在纖毫之間,靠的是人的“眼力見”,但有時,盯著看久了,看多了,“整個腦子就會發昏,可能會漏過關鍵的部分”。
徐海濱作為全國指紋專家,也遇到過“經常看個一兩天,也沒有結果”的情況。
1996年,浙江省建立了指紋庫和指紋識別系統。目前,浙江建立的指紋庫內已經有幾千萬份指紋信息。
浙江省公安廳刑偵總隊指紋室主任姚越武說,現在,指紋識別系統算法越來越精細,系統的識別精度不斷提高,識別率在80%以上。
5.DNA
除了能破案 還能幫助尋親
我們之所以長成這樣而不是那樣,DNA起著作用。它也是犯罪現場的“證據之王”之一。
1995年,第一個國家級DNA數據庫在英國誕生。4年后,1999年,浙江警方開始開展DNA鑒定技術。
李佑英是杭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七大隊五中隊中隊長,主任法醫師,在她參與創建下,杭州刑偵支隊DNA實驗室成為浙江省首家重點司法鑒定DNA專業實驗室。
“以前現場提取的一塊物證,可能要一個星期才能出結果,現在當天就可以了”,隨著效率加快,很多原來被認為很難鑒定的微量痕跡,被重新調整到易鑒定的范圍內。
DNA技術越來越先進,實驗室設備也越來越多,幾十臺大大小小的各種儀器,成了DNA實驗室的“標配”。
除了用DNA技術破案,李佑英還幫胡雪巖的爺爺做過鑒定。
2009年,有人意外地在杭州龍井山頂上,發現一個已經被盜過的古墓,古墓里有兩具距今約150年的尸骸,疑似是胡雪巖的爺爺、奶奶。
李佑英受邀對尸骸進行DNA鑒定,“盜墓的人,是從女性尸骸的墓穴處挖洞進入的,所以女性尸骸被腐蝕風化得更嚴重,基本上很難做鑒定了。”
母系遺傳的染色體基因比對,已早有成功的案例,她想挑戰下父系遺傳的Y染色體基因比對。結果,這具150年前尸骸Y染色體的DNA,與胡雪巖家族父系后代Y染色體的DNA,數據一致!
這項技術,后來主要用來幫助警方在偵查重大案件時,縮小、鎖定犯罪嫌疑人的范圍。
DNA還被運用到更多領域,比如有法醫用它來尋親。
2016年4月,臺州溫嶺刑科室配合民政部門,對當地100多個受政府救助的“無名氏”進行拍照、指紋采集、DNA血樣采集。
法醫陸高升負責這件事,突然想起一件事:“如果把這群受救助人員的檔案放到微信平臺上,會不會幫他們找到家呢?”
一篇名為《我想回家,請幫幫我吧》的帖子,出現在溫嶺刑偵科室微信平臺上,帖子擴散得很快,帖子發布的第二天,有人從微信朋友圈里發現了自己的姐妹,馬上聯系,一位失蹤十多年的大姐回家了。
現在,溫嶺法醫瞿志軍、陸高升和同事們用DNA和指紋數據庫,再加上微信傳播,已幫36個身份不明的“無名氏”回家團圓。
6.通信
以前對講機很笨重 現在微信溝通方便多了
電影《埋伏》中有個橋段:馮鞏演的保衛科干事去執行“埋伏”任務,暗中監視一所紅房子,馮鞏在水塔頂上守了整整三十六天,被人發現時奄奄一息,原來是聯防隊長忘記通知馮鞏及時撤離了。
張春強是湖州市長興縣公安局副局長,也是個老刑警了,他就經歷過這樣的事。
那會他還是派出所民警,和同事一起去蹲點,守了兩天兩夜,他們也不敢動,怕嫌疑人萬一出現,吃面包喝礦泉水,“當時只有BP機,第三天下午,隊長打我BP機,我出去打電話回給他,他說人抓到了,問我在哪里時,才意識到把我們忘了”。
當年,辦案時,通信不方便,發電報、打公用電話……徐海濱記得,在1984年,舟山市公安局刑偵科有了一對對講機,但對講機很大很笨重,傳輸范圍有限。
“現在辦案,大家可以用微信及時溝通,再也不會發生這樣的故事了”,張春強說。
破案是每個刑警的使命。那些沒破的案子是他們心里的隱痛。
那些跨越十幾甚至二十幾年的“積案”,是國際刑事鑒識專家李昌鈺眼里的“冷案”。
他認為,案件的偵破是有黃金期限的,通常來說,案發的頭三天,案件是一宗“熱案”,也是最易破案的階段;三天后就成為“溫案”;若一個月后仍未破案,這宗案件就會變成“冷案”。
浙江警方從去年開始開展命案積案攻堅專項行動,重新梳理“冷案”,重新評估,重新踏勘,重新檢驗……
憑借新刑事技術,浙江警方去年攻堅偵破命案積案88起,是上年的3.3倍,歷經20年以上的有32起。
2018年12月21日,紹興市公安局DNA實驗室剛剛通過DNA新技術,破獲了8年前發生在上虞的一起命案積案,抓獲了王某,這也是浙江警方積極探索新戰法破獲的又一起命案積案。
2006年3月18日,嘉興海鹽縣西塘橋鎮一個蝦塘棚中,王老伯被殺,由于當年技術有限,案件遲遲未破。2017年10月,警方利用新科技手段對原有現場提取的物證再檢驗,這起12年前的命案終于有了突破性進展,10個月后,專案組在山東抓獲了單某,之后又鎖定了另一名嫌疑人江某。
1998年4月20日,原紹興縣皋埠鎮集體村一對母女在二樓家中被害,年幼的女孩才6歲,身上的傷慘不忍睹。經勘查,民警從現場提取到一枚血掌紋。2018年5月4日,紹興市公安局刑偵支隊技術民警邵明比對發現了線索:當年現場留下的痕跡,與嵊州一王姓男子吻合。
……
隨著刑事技術、大數據等科技手段越來越先進,真相最終會到來。

